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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深问丨庞军：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题：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
作者 徐雪莹
气候变化是否为西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碳减排确实会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近年来，美国更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为由，曾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双碳”进程何以同经济发展“双轨并行”？又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
“这些年，中国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推行低碳理念同样能带来更多商机。中国通过双碳“1+N”政策体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立健全碳定价等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大碳捕获碳吸收技术开发利用等综合举措，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完成“双碳”目标，贡献国际环保事业。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其降碳举措和西方相比有何不同？
庞军：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美国从2007年到目标2050年间隔43年，欧盟为71年，中国承诺实现的时间只有30年。
在碳减排上，中国如今面临的一些困难，是西方当年所没有的。西方提出减碳计划时，基本已走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转型较为彻底，很多高污染、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于人口、产业、技术等因素，加上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些阻力，难以通过产业转移来减碳。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主导的化石能源为主，碳减排任务更艰巨。
虽然只有30年时间，但中国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体行动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大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GDP碳排放量，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跻身世界前列，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崛起，都利于减碳。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无人机照片)袁宏彦 摄其次，在顶层设计上，中国提出双碳“1+N”政策体系，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对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不同行业，针对重点领域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梯次有序开展碳达峰行动。
再次，同西方相比，中国采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办法。即在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加大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力度。
最后，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相比于西方国家碳市场的体量更庞大。未来可以利用全国统一碳市场，纳入不同行业，通过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碳税、可再生能源配额、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等措施，形成针对高耗能行业的有效减碳手段。
线路工人在安徽省淮北袁庄境内进行晋北-南京工程±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施工作业。该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之一。王文 摄中新社记者：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下，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欧洲国家持续面临“油气荒”。这会否延缓各国迈向“双碳”的步伐？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有何影响？
庞军：从短期来看，欧盟大量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资源，乌克兰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盟的低碳转型战略。
欧洲难以获取俄罗斯天然气，又即将面临冬季采暖压力。此时能源安全显然更优先于低碳与能源转型。为解决冬季采暖等能源需求问题，德国、意大利等国可能会重启燃煤发电，或延缓燃煤电站关闭时间。这甚至可能影响到欧盟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目标。
从长期来看，各国最终还是会向低碳方向迈进。若乌克兰危机持续，欧洲可能会重新考虑其能源转型路径。一会设法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大能源供应多样性。二会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如加快开发太阳能、氢能等能源。
对于中国能源转型，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影响没那么明显。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电为主，区别于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反而有更多的清洁天然气可以供给中国，有利于中国增加清洁能源。但乌克兰危机对欧洲能源的影响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启示，过度依赖国外能源资源，会令本国能源安全存在隐患。
2022年10月，天津LNG接收站二期项目有序进行中，确保5#、6#储罐供暖季前投用。中新社发 王军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减污降碳仍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双碳”行动中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能源转型道路何以同经济发展相协调？
庞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要保证能源安全，必须充分认识到煤炭在中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保证煤炭持续稳定供应。同时，把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要抓手。一方面，对煤炭企业采取适当措施，在清洁能源利用技术上给予适当支持，促进其技术升级。另一方面，重视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亦然。“双碳”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追求“双碳”目标，就对碳排放高的重要行业“一刀切”，而要挖掘、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转型同经济发展相协调，须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促进能源多元化，加大对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些都有赖于技术支撑。因此，还需不断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等技术，通过技术挖掘转型潜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能得到持续供应。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境内的茨河(黑河)水系与设立的风力发电装备相映衬。王彪 摄同时，经济发展也是能源需求重要的驱动因素。能源需求通常会伴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但经济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发展高新技术、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中新社记者：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分工、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何不同？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如何考虑省际碳公平问题？
庞军：中国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特别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较突出，重工业、化工业占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往往依靠外部供应能源。
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在全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使各区域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形成区域间协同分工。
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和技术创新，发展外向型经济，如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重化工业比例相对更高，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向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未来可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为其他地区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
其中有一点尤为重要，即防止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不能说东部地区要发展，就将污染产业转移至西部；西部地区为提升GDP，就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承接过来。
全国碳市场设计也应考虑到省际贸易问题。省际贸易中，能源产业较密集或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较高的省份，往往会为外省承接一部分碳排放；经济发达且产业结构中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省份，则会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外省。
因此，为解决省际碳公平问题，首先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性，科学界定各省碳减排责任。对于高耗能省份，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发放要有所倾斜。配额过于宽松，起不到约束作用；过紧又会给这些省份的产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碳配额应当适度，并给予调整空间，让各省份有时间逐步调整能源结构。
其次，从长远来看，真正的功夫应下到碳市场之外，即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帮助高耗能省份尽快升级改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例如，通过适度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用以支持传统省份进行节能改造与产业技术升级，缓解因省际分配效应而加剧的地区不公平。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世界减碳历程有否可参考的经验？中国这场“双碳”变革又能为国际环保事业带来什么？
庞军：发达国家在减碳历程中，通过立法引领、财税刺激、科研指导等手段，促进企业减排降污，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同时，向民众推广低碳文化、低碳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低碳、清洁能源的良好风气。其为全球减碳做出的各项有效举措值得借鉴。
中国“双碳”变革必将为国际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一则，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对全球减排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新能源发展，进行低碳变革，为世界环保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则，让世界看到中国践行“双碳”理念。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行动措施中获得经验借鉴。同时，形成示范效应与国际减碳风气，给部分消极国家带来压力，倒逼其推进减碳事业，最终促进全球减碳。
航拍塞罕坝千年秀林。(无人机照片)韩冰 摄最后，中国推行低碳还能带来更多商机。例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等，均涉及数字化改造。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在新领域的商机，也有助于加速国家新能源技术创新，甚至带动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为经济与生态带来双重增益。(完)
受访者简介：
庞军，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东西问丨曹应旺：“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中国特色”从何而来？ 作者 曹应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令人注目的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重视中国特色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从文化根基上看，是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代代相传、积累、发展中来的。 中国特色与汉字、观念和精神 “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看，首先，来自中国汉字。中华民族从殷墟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经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发展，但文字基本骨架未变。汉字与其他文字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传递一种观念。  天津，甲骨文创意展吸引观众。佟郁 摄其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观念。掌握了常用汉字，基本能读懂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华典籍。习近平指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如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子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种重视民本、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观念，传承几千年，也自然传承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结合实际将其发扬光大。  山西省各界人士、孔子后裔以及儒学研究者在太原文庙大成殿前纪念孔子诞辰2573周年。韦亮 摄再次，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来自中国精神。中华民族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生存发展，重要原因是，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故事，追求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等观念，追求的是公道公正的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追求的是众生平等的精神。这些精神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上世纪初，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先生把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总结为中国精神的四大特质。这正是孔子以来倡导的中用、中和、忠诚、中时的中庸精神特质，即不走极端、和而不同、忠信诚实、与时俱进。不走极端，才有深沉；和而不同，才有博大；忠信诚实，才有纯朴；与时俱进，才有灵敏。这些精神特质也深刻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海外华人书法家的“天下为公”书法亮相在广州举行的首届“浩气黄花”国际诗书画作品展。索有为 摄中华民族的精神脉络重视向同时代的人学习，按照“三人行必有我师”，博采众长，以实现海纳百川；也重视向前人学习，按照“通古今之变”，重视历史经验，以实现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接续前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伐厚重稳健，屡建惊世大功，重视“古今中外法”，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因是其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在文化层面，就是来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内毛泽东手书“实事求是”的照壁。乐水 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缔造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和尧舜禹的平等观念等密切相关。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文稿中都有对“大同”的认识。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奋斗目标。彭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过一首诗：“磊落奇才唱大同，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老一辈革命家是在追求“大同”，追求“尧云舜日”的基础上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毛泽东走上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的观念，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化渊源看，“实事求是”狭义上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义上来源于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躬行”、“讷于言，敏于行”的观念；来源于司马迁讲的“善者因之”的精神和大禹治水“因水以为师”的观念；来源于明朝杨继盛“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的品德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观念表达出来，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刘占昆 摄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融为一体，骨子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汉字的“國”字，就有边界、有人民、有土地、有武装的意思，已经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因素。 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统一战线和“足兵”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孟子也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从文化渊源上看，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土壤，是难以提出“三大法宝”的。  民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参观《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展览，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侯宇 摄中国特色与新时代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体现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味，有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味，还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味。其中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之道上。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就是习近平引申的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所讲的“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  河南安阳，小朋友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毕兴世 摄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普遍性上看是一个“公”字，就是《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加以引用。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因，也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中。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特殊性上看是一个“和”字，即《论语·子路》记载的“和而不同”。这个“和”是事物特殊性基础上的协调互补，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如《孟子·滕文公上》中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70周年纪念会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举行。刘冉阳 摄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根子上看是一个“本”字，就是习近平多次引用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讲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个“本”，从治国理政的根基看是人民。《尚书》讲“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路体现着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完) 专家简介：  曹应旺，1951年生，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担任《陈云传》《周恩来大辞典》副主编，参加撰写《邓小平传》，参加编辑《周恩来经济文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著有《周恩来与治水》《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邓小平的智慧》等。发表《科学发展观渊源中的中华文化传统》等研究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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